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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大传:知行合一的心学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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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王阳明大传:知行合一的心学智慧》

作者:【日】冈田武彦 著 杨田 冯莹莹 袁斌 孙逢明 译 钱明 审校

出版社:重庆出版社

内容简介

《王阳明大传:知行合一的心学智慧》(全三册)是金沙网址大全上享有盛誉的阳明学大师冈田武彦写给大众的最全面、最丰富的王阳明通俗传记,也是最权威、最严谨的心学读本。“在现代日本,研究王阳明最深刻也最纯正的是冈田武彦。”(儒学大师杜维明语)

冈田先生68岁提笔写作《王阳明大传》,93岁完成,花费25年心血,全书煌煌八十余万字。在穷尽中日两国史料、研究成果和6次考察阳明遗迹的基础上,冈田先生张弛有度、夹叙夹议地详述了王阳明的传奇一生及其思想的形成过程。在书中,作者发挥自己的专业优势,史料互证,探讨人生经历和师友交往对王阳明思想形成的重大影响,擅长从王阳明的诗文中探寻其真实内心,补充不为众人所熟知的细节,解开了有关王阳明生平和思想的诸多谜题,因而是全面了解王阳明传奇一生,轻松读懂阳明心学核心精髓的首选权威读本。

作者简介

冈田武彦:金沙网址大全阳明学大师,日本九州大学名誉教授。研究宋明理学首屈一指的专家。对道家、禅学也有相当深入的研究,堪称当今世界学贯东西、横跨儒释道几个领域的哲学大师。在日本,常年为日本知名企业高管讲解《论语》;在中国,与儒学大师杜维明交好,被杜维明赞为“儒学祭酒”。曾与哲学大师张岱年对谈。

代表作《王阳明大传:知行合一的心学智慧》《王阳明与明末儒学》《江户期之儒学》《中国及中国人》《中国思想的理想及现实》等。

为研究阳明心学,冈田先生曾亲访中国八省区八十余县市,行程两万余里。又帮助募集善款,修复中国境内多处阳明墓、纪念碑亭、阳明故居端云楼、阳明中学等,为中国人重新重视、重新认识王阳明付出了巨大的心血,对于推动当代王阳明热居功甚伟。

 

书摘正文

前 言

1977年,福冈市的《Topics九州》杂志社向我约稿,委托我撰写有关王阳明生平的连载。王阳明是明朝大儒,在所有儒学大家中最推崇“真切体认”之学,再加上我当时也想向读者介绍一下王阳明的生平事迹和哲学思想,所以就很爽快地答应了。但很不幸的是,两年之后这家杂志停刊了,我的连载也被迫停止。

其实在很早之前,我就打算用简单易懂的文字向日本读者介绍王阳明真切体认的哲学思想。作为一名儒学家,王阳明经历了别人未曾经历的困难——其一生简直可以用波澜壮阔一词来形容,历经千难万险最终才总结出真切体认的哲学思想。

我希望读者能够了解阳明思想的精髓,并将其转化为自身精神的一部分。如果每个人身上都能自然而然地流露出阳明思想的精髓,并以此约束自己的品行,那我将不胜荣幸。也正是基于这一信念,在杂志停刊后我没有停笔,而是继续撰写王阳明传记。

早在三十岁之前,我就已经意识到“体认之学”的重要性。当时我读了一些阳明学的著作和《明儒学案》,发现明末诸儒都是通过真切体认之学悟得深刻的哲学思想的。他们挺身赴国难的事迹以及严格约束自身行为的态度,都让我深受感动,甚至一度落泪。

我们这些研究东方哲学思想的人,如果不去了解先哲们的生涯,不去体验他们的经验,那么我们就无法深刻理解东方哲学思想区别于西方哲学思想的特点,所做的学问也就无法变成“活学”。大约十年之后,这一研究方法更是在我心中确立了牢固的地位,但让我感到痛苦的是,我发现通过普通的学术论文,很难将先哲们的思想充分表述出来。

“二战”之后,我原本打算总体介绍朱子的生涯和哲学思想,并且也写了一些东西,但是后来却专心致力于研究明末阳明学者和朱子学者等。五十岁时,因为劳累过度,不幸得病,恰在此时,恩师楠本正继先生仙逝,心中不胜悲痛。五十六岁时,大病终愈的我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之邀赴美任教。

在美授业期间,了解到欧美学者与日本学者在东方哲学思想研究方法上的异同,也逐渐确立了自己的研究方法之特色,实乃我人生的一大幸事。

归国后不久,学生运动爆发,研究工作也被迫中断。从九州大学退休之后,随即来到一所私立大学任教。在此期间,经常出席海外的学术会议,繁忙至极。在诸事烦扰之下,终日萦绕心头的《王阳明大传:知行合一的心学智慧》的著述工作也变得难以进行。

从私立大学离任之后,虽想尽快完成《王阳明大传:知行合一的心学智慧》的著述,但周边状况一直不尽如人意,进度迟缓。在此期间,我联系浙江省社科院,和研究阳明思想的中国学者一起,多次踏访江苏、浙江、广东、广西、江西、安徽、湖南、贵州、四川和福建等与王阳明有关的遗迹,这一行动对我进一步研究阳明思想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八十三岁时,我对王阳明遗迹进行了第四次踏访调查。在1992年4至5月的四十多天的时间里,踏访了很多过去未曾涉足的遗迹遗址。王阳明病逝于江西青龙铺(今江西省大余县青龙镇)章江的扁舟之中。当我站在章江岸边,遥想王阳明当时的心境,一度哽咽。那种感动,终生难忘。

从中国回来后,继续《王阳明大传:知行合一的心学智慧》的创作,但受身边诸事干扰,进展依然缓慢。后来患上眼疾,读书执笔日趋不便,借助放大镜,坚持写完王阳明平定宸濠之乱,此后便难以为继了。“致良知”说代表了王阳明晚年最成熟的思想,而我却不能执笔撰写这一章节,实在是人生一大憾事。

在著述《王阳明大传:知行合一的心学智慧》的过程中,太宰府市的森山文彦一直帮我打字,为该书的出版做出了巨大贡献。我将原先拟好的提纲交给他,请求他代笔。他非常了解我的心情,所以就爽快地答应了。

本书以《王文成公全书》为基本资料,同时也参考了东正堂1手抄本《阳明先生全书论考》等相关资料。在此必须向读者阐明,文中部分内容还引用了墨憨斋2的传记小说《皇明大儒王阳明先生出身靖乱录》。

可能有读者会问,《皇明大儒王阳明先生出身靖乱录》是传记小说,其中肯定会有虚构的成分,为什么还要引用呢?这是因为通过阅读这样的小说,读者可以更容易理解阳明思想的精髓。

阳明思想中最出彩的“体认”,其实是一种情感。西方哲学重理性,东方哲学重情感。如果我们把哲学思想比喻成一棵大树,那么阳明的东方哲学就可以看作是对根的培养,而西方哲学则是对枝枝叶叶的探求。学问有本末之分,阳明哲学乃“培根之学”,西方哲学乃“枝叶探求之学”,何为本,何为末,各位读者要切记。

但是,综观现代哲学界,“培根之学”却一直被人忽视。我之所以要著述《王阳明大传:知行合一的心学智慧》,坚持向大家阐述阳明的“培根之学”,其中也包含了反省的意图。日本哲学重视感性和实践性,并且比较含蓄,所以很多日本人对日本哲学并不十分了解。因为扎根于日本民族性的日本哲学思想和阳明学存在很多共通点,所以比起朱子学,日本人更喜欢阳明学。

《王阳明大传:知行合一的心学智慧》是《冈田武彦全集》的前三卷,此次《冈田武彦全集》能顺遂圆满付梓出版,承蒙日本心身修学协会会长村山实先生的不懈努力,以及明德出版社社长小林日出夫先生的大胆决断。在此,对两位先生以及热切期望《冈田武彦全集》出版的诸位,表示深切的谢意。

冈田武彦

2002年10月吉日于福冈

 

怀抱经略之志

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王阳明十四岁,开始学习弓马之术,研读《六韬》《三略》等兵法书籍。他认为儒生的最大缺点就是不懂兵法。虽然孔子曾说“有文事者,必有武备”,但当世的儒生仅仅是巧于章句,平时只关注科举及第和荣华富贵。儒生做文章粉饰太平,一旦遇事,就束手无策,实乃儒生之耻。

翌年,王阳明十五岁,和父亲同游居庸关。王阳明怀抱经略北地之志,对诸夷狄的种类及其村落进行调查,倾听针对夷狄的防御对策,认为应该采取措施赶走夷狄的骑兵,阻止他们进一步南侵。

一日,王阳明梦见自己拜谒伏波将军庙,还赋诗一首,据此也可以看出王阳明当时的志向。

伏波将军马援(公元前14年—公元49年),扶风茂陵(今陕西兴平东北)人,是东汉光武帝时期的名将。马援最初在北方以畜牧为业,王莽朝时出仕为官。后来追随光武帝,因讨伐羌族有功,被封为伏波将军。

此后马援又屡立战功,先后平定交趾叛乱,征讨匈奴和乌桓,讨伐南方武陵玉溪蛮族暴动等。老年时,再次出兵匈奴,最终病死疆场。马援深得光武帝的信任,并将皇帝的威仪传及诸夷,是一位彪炳史册的大将军。马援的忠诚和人品令少年王阳明推崇备至。

王阳明在梦中所作之诗《梦中绝句》,收录于《两广诗》二十一首(《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中。

伏波祠位于广西横县东部的乌蛮滩(邕江支流)上游。嘉靖六年(1527年),王阳明五十六岁,受朝廷之命前往广西思恩和田州平定叛乱。归乡途中,拜谒了伏波祠,并作诗两首,题曰《谒伏波祠》。当时,他想起了四十多年前,自己十五岁时在梦中所作的绝句,还特意为《梦中绝句》作了序:“此予十五岁时梦中所作。今拜伏波祠下,宛如梦中。兹行殆有不偶然者,因识其事于此。”

王阳明十五岁时作的这首诗,似乎预言了他晚年平定思恩和田州叛乱之事。

《梦中绝句》这样写道:“ 卷甲归来马伏波,早年兵法鬃毛皤。云埋铜柱雷轰折,六字题文尚不磨。”

“卷甲归来”是指马援平定交趾叛乱后胜利归来。当时,马援在国境立了一根铜柱,上面题了六个字。据东正堂考证,这六个字应该是“铜柱折交趾灭”(《阳明先生全书论考》卷十四《年谱》)。《大明一统志》卷九十的安南部分记载了马援的誓文,其中就有这六个字。

王阳明在《梦中绝句》中表现了他的英雄气概,年仅十五,就能写出如此高风亮节的诗,真让人惊叹。阳明少年时代的诗歌虽然无法与他二十多岁时“以心入文”的诗歌相比,却充满了奇趣、理性和个性,应该说这是他少年时代诗歌的一大特色。

明朝中叶以后,大明王朝内忧外患。王阳明十二岁时,鞑靼侵入大同,明军战败。

据《王文成公全书》中的《阳明先生年谱》和《阳明先生行状》记载,王阳明十五岁时,各地或洪水泛滥,或旱灾频发,盗贼乘机作乱。石英和王勇在京城周边肆意掠夺,陕西的石和尚和刘千斤也发动叛乱,攻城略地,抢夺府银,官军对此束手无策。内忧外患令王阳明的忧国之情顿生,他打算直接向皇帝上书,陈述对策。

据《皇明大儒王阳明先生出身靖乱录》记载,当时王阳明对龙山公说:“欲以诸生上书请效终军故事,愿得壮卒万人,削平草寇,以靖海内。”

龙山公听罢,惊讶道:“汝病狂耶!书生妄言取死耳。”

从此,王阳明不敢再言及此事,开始专心致志做学问。

王阳明所言及的“终军故事”是何典故呢?终军是汉武帝时期的一名侍臣,博闻多识,文采飞扬,官至谏议大夫,后来主动请缨,去劝说南越王归顺汉朝。南越王表示愿意归顺,但是南越的大臣却极力反对,他们发兵攻打南越王和汉使者,终军亦被杀害,时年二十余岁。

终军少年时就胸怀大志,赴长安时,步入函谷关,关史给终军“”,即如今的通行证,以帛制之,上面写字,分做两半,出入合符,方能通行。终军说:“大丈夫四游,必取功名,出关何用此物?”

说完便弃而去,即“终军弃”。

虽然受到龙山公训诫之后,王阳明放弃了上书的想法,但他效仿终军的志向却非常难得。

在此需要解释一下,《王文成公全书》中的《阳明先生年谱》和《阳明先生行状》中关于石英、王勇、石和尚和刘千斤的记载存在纰缪。这些人物的事迹其实都是王阳明出生之前的,后世的一些学者对此专门做过考证。

 

“格竹”失败

王阳明和父亲在京城同住期间,曾遍寻朱熹的著作,如饥似渴地阅读。当时王阳明曾和好友钱氏热烈讨论如何才能成为圣贤的问题,最后他们达成一致,要想成为圣贤,必须要掌握朱熹所说的“格物穷理”。

在朱熹的著作中,曾经提到过程伊川(程颐)的“众物必有表里精粗,一草一木,皆涵至理”。

父亲就职的官署中有许多竹子,王阳明读到这句话之后,立刻和钱氏一起“格竹子”,二人日夜沉思,但是毫无所得。

三天之后,钱氏因为疲劳过度病倒了,于是不得不放弃“格竹子”。王阳明觉得这是钱氏精力太弱的缘故,所以更加发奋图强、不分昼夜地全力“格竹子”。但等待王阳明的依然是失败。七天之后,王阳明也因劳累过度而病倒了。因此,二人叹息说:“圣贤是做不得的,无他大力量去格物了。”

就这样,王阳明放弃了宋儒的格物之学。十七岁时,王阳明开始潜心于神仙养生之道,这可能与他的个人经历有关。

前文所述的“格竹”内容,被记录在《传习录》下卷中,但《王文成公全书》中的《阳明先生年谱》却将此记述为阳明二十一岁时的事情。后来据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陈来考证,王阳明十九岁时,祖父竹轩公去世,父亲龙山公回余姚守丧三年,阳明二十一岁时应该在余姚,所以《阳明先生年谱》中的记载有误。

为什么王阳明“格竹”会失败呢?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他没有按照朱熹的教诲去“格物穷理”。清初的朱子学者陆桴亭对王阳明的这一做法持批评态度,他认为王阳明完全没有理解朱子格物穷理的主旨,他的做法类似于禅宗的竹篦子话。

竹篦由剖竹制成,弓形,弯曲状,长约三尺,头部多缠绕藤条,下部装饰有绢带结成的穗饰。禅林中师家指导学人时,大抵皆手持此物,作为点醒学人悟道之工具。一旦学人答出规定答案之外的答案,师家就会用竹篦击打学人的掌心,这在禅学中被称作“竹篦商量”。确实如陆桴亭所说,王阳明的“格竹”之法不是依照朱熹“格物穷理”的理论,而是更接近于禅宗参禅悟道的一种形式。

朱熹在给陈齐仲的书信中说:“且如今为此学而不穷天理、明人伦、讲圣言、通世故,乃兀然存心于一草一木器用之间,此是何学问!”

清初朱子学者吕晚村也曾指出:“阳明求竹理之法,为朱子所排斥,故失败乃是必然。”

朱熹曾说过,“穷天理”、“明人伦”是他“格物穷理”理论的根本,这些内容圣人都已教过,因此认真学习圣人之言非常重要,朱熹推崇“读书穷理”的原因也正在于此。但是,朱熹的“格物穷理”并不仅仅局限于道德和人伦,而是将其扩展到自然界的万事万物。虽然范围扩大了,但其大纲还是人伦道德。如果舍弃大纲,仅就具体的一草一木去探求其理,那就丧失了朱熹思想的精髓。

王阳明的格竹之法,其实更接近于禅学。当时阳明之所以选择格竹,是因为竹子已经在那儿。说得极端一点,如果当时在那个地方的不是竹子,而是别的东西,那么王阳明也会去格别的东西。依照王阳明当时的想法,格什么东西不重要,重要的是穷尽其理。

如果换作朱熹去“格竹”,他会采取什么办法呢?恐怕朱熹首先会弄清楚竹之理和其他草木之理的不同。这就和水墨画家画山水木石一样,在画之前要首先明白山之理、水之理、木之理、石之理,然后才能绘出山水木石。

格物也是一样,首先需要弄清楚每种事物特有的法则,然后才能进一步探究其存在的生命根本之理。朱熹认为,总合天地万物之理,会形成大的“一理”,每个事物分开来又都有各自之理,千差万别的事物都是“一理”的体现,即所谓的“理一分殊2”然而,王阳明在“格竹”时却不这样认为,他希望通过“格竹”立刻悟出总合天地万物的大的“一理”。他没有看到分殊之理,而是直接来探求大的“一理”,因此说他的做法更接近于道家和禅家的做法。儒家注重分殊之理,所以儒生才会那么重视出仕。

有儒者认为佛教持高远参悟之说,但他们基于建立在人之上的政治,而不能不对人人施以教化。

这句话反映了儒者注重分殊之理的态度,但当时的王阳明还不知道朱熹格物之学的根本就是探究分殊之理。

物是理的载体,理不能脱离物而存在。格物必须有物,有物才能穷其理,因此朱熹说:“盖言理,则无可捉摸,物有时而离;言物,则理自在,自是离不得。”

在探究竹子之理时,如果忽视竹子这一客观事物的存在,仅将其视为一种方法或手段,这就不是儒家之道,而是道家或禅家之道。《庄子•知北游》篇中有如下记载:

东郭子:“所谓道,恶乎在?”庄子:“无所不在。”东郭子:“期而后可。”庄子:“在蝼蚁。”东郭子:“何其下邪?”庄子:“在稊稗。”东郭子:“何其愈下邪?”庄子:“在瓦甓。”东郭子:“何其愈甚邪?”庄子:“在屎溺。”

东郭子听到这里,惊得目瞪口呆。庄子接着说:“夫子之问也,固不及质。正、获之问于监市履豨也,‘每下愈况’。汝唯莫必,无乎逃物。至道若是,大言亦然。”

从王阳明“格竹”之中,我们仿佛看到了《庄子》中“道”的影子。此事姑且不论,王阳明“格竹”是想一举求得穷极之理,但按照他当时的资质,这一目的显然是不可能达到的。

王阳明的这一穷理方法虽然违背了朱熹之道,却和陆九渊的穷理之道如出一辙。陆九渊主张“心即理”,把理看成是心的体现,阳明的穷理方法和他的主张极其相似。

 

艰辛的龙场金沙官网澳门

王阳明是在一个春意盎然的时节抵达龙场的。当时,他写了一首题为《兴隆卫书壁》(《王文成公全书》卷十九)的诗,其中有这样一句:“莺花夹道惊春老。”

由此可见,当他抵达龙场时,正是花开烂漫、燕语莺啼的好时节。但

龙场位于贵州省西北部,是仅有土著山民居住的一个小村落,它与中原大地完全不同,是一块难以想象的蛮荒之地。

只要看一下地图就会发现,贵州远离京城,自古以来就被视作蛮夷之地,一直未曾受中国本土澳门金沙集团的熏陶,自明代开始才在当地设置行政区划。但幸运的是,自从王阳明来到此地,这片蛮夷之地慢慢开始接触中华澳门金沙集团。

贵州的中心是贵阳,而龙场只不过是贵阳西北的一个小村寨,这里条件恶劣,道路艰险,而且王阳明和当地居民语言不通。《阳明先生年谱》曾真实记录了当时的情形:“龙场在贵州西北万山丛棘中,蛇虺魍魉,蛊毒瘴疠,与居夷人舌难语,可通语者,皆中土亡命。”《皇明大儒王阳明先生出身靖乱录》也提到:“居无宫室,惟累土为窟,寝息其中而已。夷俗尊事蛊神,有中土人至,往往杀之以祀神,谓之祈福。”

王阳明初抵龙场,便披荆斩棘,搭建了一间茅草房。茅草房非常小,只有齐肩高,仅够宽慰旅途劳累。王阳明以原有的荆棘为篱笆,垫土为阶,台阶非常低矮,若有若无,以致让人感觉不到它们的存在。

茅草房到处都是缝隙,早晨的凉风会呼呼地吹进来。屋顶铺着茅草,漏雨是在所难免的,但幸好便于修缮。早晨,可以在茅草房中听到清澈的潺潺流水声;傍晚,当郁郁葱葱的森林变得一片淡黑时,又可以体味那无尽的森林之趣。

龙场的百姓依然过着“与鹿豕游33”的野蛮金沙官网澳门,他们相当淳朴,经常聚到王阳明身边,用全然不知所云的语言向他打招呼。渐渐地,王阳明与当地人产生了骨肉般的亲情。当地人每天都会送食物给王阳明,王阳明也会和他们一起饮酒,有时会喝到酩酊大醉。

关于这一时期的情况,《皇明大儒王阳明先生出身靖乱录》中的记载是这样的:“先生初至,夷人欲谋杀先生,卜之于神不吉。夜梦神人告曰:‘此中土圣贤也,汝辈当小心敬事听其教训。’一夕而同梦者数人,明旦转相告语。于是有中土往年亡命之徒能通夷语者,夷人央之通语于先生,日贡食物,亲近欢爱如骨肉。”

王阳明来到龙场之后,不禁想起黄帝和尧帝所处的太古之世,于是写了一首题为《初至龙场无所止结草庵居之》的诗,末尾有“缅怀黄唐化,略称茅茨迹”之句。

太古时期,尧帝的宫殿非常简陋,台阶是泥土做的,且仅有三层,屋顶是用茅草铺的,连茅草的穗儿都没切除。虽然宫殿简陋,但尧帝的仁德却令天下百姓感服,他们遵守人伦道德,心平气和地金沙官网澳门。尧帝的仁德实在是太伟大了,就像太阳的光辉一样,人民日日沐浴其中,时间久了就会被同化,也就感受不到恩德的特殊存在了。正如《击壤歌》中所唱道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十八史略•帝尧陶唐》)

尧帝的理想是“无为而治”,他是一位推行“无为而治”政治思想的伟大君主。

王阳明到龙场之后,感觉这里就如同黄帝和尧帝所处的太古时代的“理想乡”,因此即使他身处逆境,也能够随遇而安。王阳明能够拥有这样的心境,全凭他日常不懈的修行。

不久,王阳明发现了一处钟乳洞,于是便将自己的住处搬到洞中。这个钟乳洞大约能够容纳百人,初名“东洞”,后来王阳明效仿家乡的阳明洞,把它更名为“阳明小洞天”。其实,王阳明家乡的阳明洞,并不是一处洞窟,而龙场的阳明小洞天却是一个真真切切的洞窟。钟乳洞所处的位置较偏僻,荒凉不已,而王阳明却觉得这是因为钟乳洞不容他人,专等自己到来。王阳明搬入此洞后,乐其幽静,悠然自得。他将洞内平整之地打扫干净,安放好床具,修好灶台,堵上老鼠洞,还作诗三首,题为《始得东洞遂改为阳明小洞天》(《王文成公全书》卷十九)。在第一首诗的末尾,王阳明写道:“夷居信何陋,恬淡意方在。岂不桑梓怀,素位聊无悔。”据此可以看出,王阳明当时已经达到了《中庸》中提到的“素位”境界,即君子要根据自己所处的地位来行事,而不要考虑其他不切实际的事情。

 

其实,王阳明对“格物致知”的顿悟,仅仅是对“致知”的顿悟,而《皇明大儒王阳明先生出身靖乱录》却将其误认为是对“致良知”的顿悟。

那么,王阳明的“龙场顿悟”究竟指的是什么呢?它的主要内容应该是:王阳明通过“主静修行”而超脱了生死之念,然后又以此为媒介,在实现“心”与“理”统一的过程中,体悟到“格物致知”之理不应该像朱熹那样是从“心外求理”,而应该向自己的心内求理。因此可以这样说,王阳明的龙场体悟与陆九渊对“心即理”说的体悟是相通的。

但在《阳明先生年谱》中却并没有明确提及“心即理”三字,而只是说:“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

可见,王阳明是明确反对向心外求理的,所以说他悟出的其实就是“心即理”说。而所谓“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中的“性”的含义,则与程颢“定性说”中的“性”的含义比较相近。张载曾向程颢请教关于“定性”的问题,程颢回答说:只要顺应“理”,“心”自然就会安定下来。所以“定性”的“性”指的就是“心”。不过王阳明所理解的“心”并不同于程颢所理解的“心”。王阳明所理解的“心”乃是《孟子•告子上》中的“本心”。

朱熹提出的是“性即理”说,认为“性”和“理”是形而上的东西,具体的事物则是形而下的东西,形而上的东西要依附形而下的东西而存在,“格物穷理”乃是通过格形而下的东西去求形而上的东西。

朱熹将“心”视作形而下的东西,重视向心求理,但又觉得心是灵活多变的,向“心”求“理”最终可能会演变成向“心”求“心”。为了防止可能产生的混乱,所以他主张向心外求理,并且认为只需用“心外工夫”就可以了。

尽管朱熹没有明确说过向心内求理,但他对“心”的工夫一样非常重视。他所提出的“居敬”说,其实就是一种跟“心”有关的实践工夫。

王阳明并不认同朱熹所主张的“心外求理”的观点。《阳明先生年谱》中记载的是王阳明悟出了“性即理”,这其中可能有些错误,因为真正秉承“性即理”的应该是批判陆九渊心学的朱熹,而王阳明悟出的应该是“心即理”。王阳明所谓的“圣人之道,吾性自足”,沿袭的并不是朱熹的“性即理”说,而是陆九渊的“心即理”说,在这一点上,他与陆九渊是一脉相承的。

自从王阳明笃志圣学以来,曾屡遭挫折,后来历经千辛万苦才最终悟道。不过有一点必须注意,即王阳明不是通过“静悟”才最终悟道的。

总而言之,“龙场顿悟”悟得的就是“心即理”。陆九渊也曾提过“心即理”,那么王阳明的“心即理”是否是从陆九渊那里得来的呢?当然不是。因为王阳明论述的很多东西,陆九渊根本未曾提及过。

尽管当时学术界对朱子学和陆学的异同展开了一些争论,但那个朱子学万能的时代,几乎没人会去关注陆学。假如王阳明关注陆学的话,那么在他通过朱子学的方法“格物”失败之后,应该立刻会想到陆学。但是,王阳明“格物”失败之后,并没有想到陆学,而是强调,天分是成为圣贤所必需的,于是他只好放弃自己的修行,而把志向转向了其他异端之学。据此可以看出,王阳明当时根本就没关注过陆学。

虽然陆九渊和王阳明都主张“心即理”,但陆九渊并不主张“主静体悟”,而王阳明则主张“主静体悟”。若从王阳明的性格和体质来看,较之朱子学,他确实更容易倾向于陆学,但他对“心即理”的体悟却是通过自身的经验得出的。

“龙场顿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奠定了王阳明今后做学问的方向,所以说王阳明真正笃志于圣学是从“龙场顿悟”开始的。但是,这条道路绝非一条坦途,这从王阳明后来的学问之“三变”中也能看出来。

[责任编辑:贾丕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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